邓小平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种种范例常被世人所称道。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是真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了行动上，这也是我们当今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处事之基和为政之要。

　　为群众着想——“这小楼还是乡亲们住吧”

　　1947 年，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强渡黄河时，指挥部选在了山东省阳谷县蒋家庄。蒋家庄的群众为照顾好刘邓首长，专门腾出一座两层小砖楼供二人居住。当村干部和群众簇拥着刘邓二人来到楼前时，邓小平沉默了，他打量了一下小楼，然后恳切地对村干部于春梅说：“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不是来享福的。大家的心意我们领了，这小楼还是乡亲们住吧。”几句朴实真诚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见邓小平执意不肯住小楼，村干部们商量了一下，把他们安排到普通农民孔月仙家的房子里住。

　　老实厚道的孔月仙听说刘邓首长来自己家的房里住，心里感到无比喜悦和激动，就把堂屋打扫干净，让二人居住。邓小平进来环视了一下小院，问道：“你们一家住哪里？”孔月仙说：“我们搬到东屋和西屋去住。”

　　和堂屋相比，东屋和西屋又矮又小，风吹雨淋，土墙上留下了道道沟痕。邓小平看了看说：“你们不要搬，我们住东屋和西屋。”孔月仙一听就急了，忙去阻拦，说：“那咋行？这西屋又脏又乱，再说火辣辣的天，里面又闷又热。”任凭孔月仙怎样劝说，邓小平和刘伯承还是坚持不住堂屋，并和随从人员一起走进西屋打扫起来。望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孔月仙及在场的干部群众感动得眼里闪动着泪花。

　　在这个小院里，邓小平和刘伯承运筹帷幄，指挥大军同敌人血战，工作异常繁忙。尽管如此，邓小平总要抽空同孔月仙一家聊上几句，询问他们村里的情况，家里的情况，生活的情况。为感谢孔月仙一家的照顾，他临走前，把自己用过的文件箱送给孔月仙家留作纪念。这只文件箱孔月仙一直保存至今。

　　建国后，邓小平公务繁忙，没能再回鲁西，但他始终没有忘记鲁西人民，一直关心着鲁西人民。1959 年12 月，他派原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李达上将到阳谷县蒋家庄慰问看望乡亲们。1987 年5 月受邓小平委托，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到鲁西慰问，又探望了孔月仙老人和群众。

　　20 世纪70 年代末，几乎与安徽凤阳小岗村同时，鲁西东明、高唐等县农民也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当时，新华社山东分社高级记者李锦如实作了报道。1982 年12 月31 日，当新当选为团中央委员的李锦被介绍给邓小平时，邓小平关切地问：“现在那里农民生活怎么样？住房怎么样？”当听说山东农民差不多能天天吃上肉，很多人都在盖新房时，邓小平欣慰地笑了，连声说：“好、好。”

　　农民能不能吃上肉、住上新房，这些最简单、最具体的事，邓小平都时刻挂在心上，时刻想着群众，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作风。

　　关心群众细微处——“老乡的牛送回去了没有”

　　下楼房，位于大别山商（城）麻（城）金（寨）三角地区中心，现属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沙河乡楼房村。1947 年12 月30 日至1948 年2 月24 日，刘邓大军南下临时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12 月31 日，鄂豫皖区党委会议在下楼房的周宅召开。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和金寨县委书记张延积、副书记张健、县长王相卿，漆店区委书记江川，鄂豫皖区党委书记段君毅，五旅教导队政委高治国，军械处处长杜炳如等10 人参加。邓小平见大家进来，很客气地站起来让座。江川对到会同志一一作了介绍。

　　邓小平亲切地说：“我们从这里路过，顺便找大家来谈谈，你们先讲讲，到大别山后给群众做了哪些好事？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怎样？”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汇报起了金寨县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清匪反霸、改造政权的情况。大家忘记了时间和寒冷，越谈越热火，把几个月来的经历，差不多说了个遍。

　　这时候，邓小平突然回过头去问江川：“你们那位陈科长把老乡的牛送回去了没有？”江川忙回答说，已经由陈科长亲自去送还，并当面向老乡道歉了。

　　原来在两天前，邓小平路过商（城）南黑河村，住在一个老乡家。老乡说，前一天解放军在湾子里打土匪，把他的牛牵走了。邓小平问他是怎么回事。老乡说，牛原先是土匪抢走的，解放军一打，土匪扔下便跑，就让解放军拾到了。等老乡去认领时，队伍已经走远了。邓小平答应帮老乡调查。第二天，邓小平他们翻过九峰尖大山，走进金寨县地区，在关庙乡胭脂长岭岗宿营时遇上了工作队陈科长。恰巧就是他们前一天在黑河剿匪，并且确实牵来了一头牛。邓小平马上叫他们把牛送还老乡，并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去想一想土匪的牛是从哪里来的？凡事一定要多动动脑筋，对群众有利的就做，否则就不做。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听完江川的汇报，邓小平非常满意，点着头温和地说：“这样就很好，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情。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记住这是个教训。苏联有一本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你们看过没有？可以看一看，看看搞地方工作，单凭热情，武断蛮干会闹出什么样的恶果来！”

　　平心而论，对邓小平来说，给群众还牛只是一件比芝麻还小的“小事”。然而，却是他想群众之所想，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最好见证。

　　为群众谋利益——“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从1959 年到1961 年，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1960 年1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解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 年3 月13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和在北京参加北三区会议的干部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当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并提出希望邓小平、彭真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地实地调查的设想。

　　1961 年4 月7 日至21 日，邓小平和彭真组织五个调查组，到北京郊区的顺义、怀柔等地农村进行调查。他们走访了十几个社队，以蹲点、座谈、访问等形式，详细了解农村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情况。

　　针对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对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影响，邓小平说，调动干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将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责任制。包产单位要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让社员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定生产指标要留有百分之十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要克服平均主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 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 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在谈到如何确定吃粮指标问题时，邓小平说，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干部也有好坏，出勤多少也不一样。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要有差别，口粮的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灾害的积极性。多产多留多吃多购，按劳分配，群众是会赞成的。

　　邓小平在顺义多次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的看法。面对多数人都不敢说真话的情况，邓小平严肃地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在调查期间，邓小平还考察了城镇集市和庙会。看到农贸市场萧条，供应紧张，大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消失，严重影响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后，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对随行的县委及公社负责同志说，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政策问题，是流通渠道问题，过去有人关心的事，而现在没人关心了、自流了。他要求大家用经济办法，而不是用政治办法，把生产发展起来，把各种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恢复起来。他还特别指出，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既能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邓小平、彭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5 月10 日，他们联名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从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惩”、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报告明确指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建议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予便利，对包产的方法是不是可以采取包产那部分的余粮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的购四留六，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分开来。

　　5 月，毛泽东批发了邓小平和彭真的调查报告。之后，在全党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 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重新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取消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的生产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体贴群众生活——不扰民，不吃请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不妨碍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在邓小平的工作和生活中处处可见，这也是他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最直接表现。

　　1977 年，邓小平一家搬到了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这是一条非常普通的胡同。胡同的尽头种着几棵老榆树。靠墙根的地方，顺溜儿停放着一些私家轿车。街上偶尔有些行人走过。邓小平的家在胡同尽头右边的一个院子。这是一个两进的院落，灰砖灰瓦，外表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邓小平和家人住在里边的院子里，外面的院子是秘书们办公的地方，同时还住着警卫员、司机和其他工作人员。

　　站在邓家的院子里，很容易就能听到墙外传来的市井喧嚣声。邓家的院墙外面，紧贴着一些普通民房。自从搬到米粮库胡同那天起，邓小平就多次提醒秘书和警卫人员：不要干扰周围的老百姓。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曾回忆：

　　首长心里始终装着群众。首长还有一个常说的话题就是周围的群众。有几次老人家都说：张宝忠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不能妨碍群众。群众修房子啊，上房啊，不要妨碍他们。还有，对门口来往的人都不许妨碍。

　　首长第三次复出后，开始的时候，中央规定要另外给他配两部车子。首长一看两部车子，就问：这是干什么？我们说这是警卫车。首长说：搞这么多车干什么？这脱离群众。我赶快将首长的意见报告了孙（勇）局长，报告了王（瑞林）主任。最后大家争不过他，只好说，在北京的时候，后边只跟一辆随车。每次我们出去的时候，首长都要说：不许马路上禁止交通。所以，我们每次从住地外出时，只是拦一拦向南行驶的车辆，向北行驶的车辆该怎么走还怎么走，丝毫不受影响。

　　邓小平喜欢游泳，但有一点他交代得很明确，那就是不能因为他去游泳而赶走群众。1979 年7月26 日，邓小平到山东青岛视察工作，期间他去第二海水浴场游泳，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李子超万般无奈，便从青岛市公安局挑选了一些政治可靠、水性又好的警察换上便衣在浴场游泳。

　　邓小平到来后，见有人游泳，很高兴。可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察觉出了什么，就问李子超：“那些游泳的都是群众？”李子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好含含糊糊地说：“都是些可靠的人。”邓小平从其表情和语气中已判断出了缘由，他看了李子超一眼，满脸的不高兴。

　　李子超后来讲起这件事时，曾无奈地笑着说：“小平同志一贯主张实事求是，在他面前说句假话，心里都发虚。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

　　邓小平外出视察，从不给地方添麻烦。7月30 日，也就是在离开青岛的前一天，省、市领导想请邓小平吃顿饭，尽尽东道主之意。李子超把这个意见告诉了邓小平的秘书，结果，秘书请示后说：“小平同志不同意。”

　　李子超又对秘书说：“小平同志来了好几天了，我们做东道主的，不请小平同志吃顿饭，心里过意不去啊。”秘书觉得是这么个理儿，就再次去请示邓小平，转告了李子超的话，并反复说明情况。邓小平这才同意一起吃饭，但指示就在他的住处，人员不要多。就这样，李子超和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白如冰、青岛市委书记刘众前三人来到邓小平住处，与邓小平一起，只有几个菜，简单而又热闹地吃了一顿饭。李子超事后说，他忙活了半天，至今也没搞明白，究竟是谁请谁。

　　1980 年6 月30 日至7 月23 日， 邓小平先后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视察。他出发前，指示中央警卫局通知各地，不搞迎送，不请客；外出参观、考察，不断绝交通，不坐小轿车，一律乘面包车。

　　7 月1 日，邓小平在陕西省西安市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次日，他又参观了碑林博物馆。他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专家的讲解，对这些灿烂的历史遗存表现出敬佩之情。在两天的参观中，邓小平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观众，不搞前呼后拥。他还一再叮嘱不要影响接待单位的正常工作，不要干扰群众的参观。在碑林博物馆，他还让警卫秘书专门到大门口查证是否对广大游客开放。

　　7 月3 日，邓小平专列抵达成都。5 日，邓小平来到峨眉山游览。在前往旅游区的途中，邓小平对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和接待人员说，这次上峨眉山是参观休息，不谈工作，不要影响地方上的工作，不许封山，大家都是游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互不干扰。

　　这些小事看似平常，但反映出一个伟人崇高的思想品格。邓小平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关心群众的思想作风，今天很值得我们的各级干部好好学习。(来源：《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