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焦裕禄80岁诞辰，一家人共同度过。(本文图片均为焦守云提供)
焦裕禄在世时，这个大家庭没有一张“全家福”。1966年2月，徐俊雅和6个子女在家门前的合影。
2004年5月14日，焦裕禄的祭日，全家人聚集在焦家小院。
编者按
省委书记郭庚茂在论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作为党的性质和宗旨集中体现的焦裕禄精神都会历久弥新。”历久弥新的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心里永远装着群众，永远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首位；就要像焦裕禄的后代那样，竭尽全力地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为群众服好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焦裕禄精神。本报今天特刊发长篇通讯《永不磨灭的精神圣火》，以飨读者。
到兰考，有一个地方是必须去的，焦裕禄纪念园。
记者此行多了一个目的地，焦家小院。
焦家小院隐在一条安静的小巷里，焦裕禄去世后，他的家人在这里居住了将近30年。透过铁门，里面是斑驳的砖墙，一棵石榴树翠绿的枝叶和鲜红的花朵在风中摇曳。
轻叩门扉，里面悄无声息。
这里早已无人居住了，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已离世8年，焦家的6个儿女而今分别落户在开封、郑州、成都。
只是，每当父亲纪念日的时候，儿女们就会像候鸟一样返回这里。
高天之上，父亲依然瘦削着，菜色着，微笑地看着他们；
冥冥之中，母亲始终严肃地、关切地、默默地注视着他们。
这里，曾经是他们的家园。
这里，是他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站在这个目睹了焦家太多喜怒哀乐、储存了焦家无数精神宝藏的小院里，每一次，焦家后人们的表情无一例外地格外凝重。
这份凝重，与半个世纪以来那些关于父亲的鲜活不灭的记忆相关，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与日俱深的对一个伟大灵魂的认知相关，与作为焦家的后代肩上和心上共存的那份沉甸甸的使命、责任、义务相关……
记忆与回味
1964年5月的那一天，焦裕禄的去世，对于这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世上最大的灾难。
焦家的天塌了！
当徐俊雅带着守凤，带着那个天一般大的噩耗，踉踉跄跄跌进家门，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把正在玩耍的孩子们都吓着了！
时年，逝者焦裕禄42岁，妻子徐俊雅33岁，最大的女儿守凤18岁，长子国庆13岁，女儿守云11岁，守军9岁，次子跃进6岁，最小的儿子保刚才不足4岁。
除了守凤刚刚懂事外，其余5个孩子都懵懵懂懂。
13岁的国庆和同龄的男孩一样粗心而贪玩，连父亲几个月来一直在外看病都知之不详；11岁的守云两条小辫子上绑着耀眼的红头绳，那天正和伙伴们一起兴高采烈地玩捉迷藏，是大姐守凤一把拽住她，扯下她头上的红头绳，把她拉进了“悲惨世界”。
此时此刻，焦家的孩子们似乎才明白：
和他们息息相关的那个人不在了！
爱他们、疼他们、牵挂他们，同时又时时处处苛刻要求着他们的那个人不在了！
他们平素里爱着、仰仗着、依靠着，同时又常常抱怨着、不满着的那个人不在了！
痛定思痛。惟有记忆长存。
而孩子们关于父亲的记忆丰富、斑驳：在那个与他们血肉相连的生命定格里，既有温馨的场景和亲切的画面，也不免伴生一些困惑、不解乃至怨艾。
父亲是多么喜欢孩子、喜欢我们啊！守凤、守云都不止一次地回忆起，父亲一身泥土、一头汗水、推着一辆破自行车叮咣叮咣跨进家门时，腿上坐一个，脖子上挂一个，背上驮一个，和孩子们戏耍的场景。
守云还记得，父亲非常忙，整天不是下乡就是开会，所以经常住在办公室。在父亲常住办公室的日子里，每天夜深人静时分，母亲会带一个孩子去陪父亲。这对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盛大的节日，无上的奖励！
记忆并不总是同样的色调。
焦家6个孩子中，大姐守凤对于父亲的记忆最为清晰、深刻。父亲走的那年，她正好18岁，成年了。
守凤内心里，很长的时段里，都有一个疙瘩，始终纠结着、折磨着，无法释怀：守凤一直都觉得父亲对自己“不亲”。
守凤是有道理的。
守凤刚从学校毕业，父亲就要她去农村，去兰考最穷最苦的农村去当农民。
守凤不干，和父亲杠上了：只要一提下农村的事，就义无返顾地要走，要回山东老家。
下农村的事也就不能再被提起。
接着是找工作的事。打字员不让干，出纳员不让干，邮递员不让干……守凤愿意干的行当，父亲全都不答应，不让守凤干。
父亲给守凤找了一个工作：去食品厂腌咸菜。
有一回，守凤担着一挑子酱油醋去送货，正好遇到骑着自行车从乡下回来的父亲。
守凤瞥见了父亲，不争气的眼泪一下子跌出了眼窝。
父亲没有说话，径直走过来，去接守凤手中的扁担。
守凤倔强，不给父亲。
守凤当时心想：你能帮我送一回，能回回帮我？
最后，守凤流着泪，独自挑着担子走了。
她知道，背后有一双眼睛，一直在送她。
国庆是长子，父亲对他的“关注度”自然也高。
在国庆模糊不清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严父”。
“再小的错误，他也从不姑息迁就，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特殊化，不允许有一星半点的优越感。”
国庆现在知道：“这是父亲关心我们、疼爱我们的一种表达方式。”
但小时候，哪里知道这些呢。
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国庆“看白戏”的一段被写进去了。
国庆说：“看白戏的何止我一个啊！县里领导的孩子就那几个，礼堂把门的全认识，每次都是有票的人进完了，把门的就把我们这些没票的放进去。大家都去看，可父亲就是逮着我、抓住我当了典型。”
然而，时光荏苒，岁月更替，焦家儿女们对父亲的理解、认知也在渐次深化。
穆青、周原、冯健一篇通讯，让父亲的形象举国上下家喻户晓；
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是，来自兰考乡野坊间纷至沓来的对于父亲那些发自肺腑的赞誉、刻骨铭心的回忆、连心连肉的怀念……这一切，耳濡目染，让焦家儿女们伴随着岁月的成长不能不一次又一次重新审视父亲，重新认知父亲。
孩子们开始理解，作为父亲，他怎样一面把最细腻的对于儿女的爱暗藏于心，一面把最深沉的爱奉献给兰考这块土地，奉献给他所忠于的事业。
童年、少年时代曾经鄙视、曾经视作耻辱、曾经认为不堪回首的碎片记忆渐渐焕发出新的色调，那些心中曾经万分憋屈、不可理解的事件、场景也在新的情境中变得温暖而柔和。
曾经，那时候，多么为一件补了许多补丁的旧衣服而感觉羞于见人，多么为一个不体面的工作岗位而暗自落泪，多么为一顿严厉苛责的训诫而长时间的委屈抱怨……
而今，拨云见日。一切有了新的意义。
然而，父亲的意义，更多来自乡间村头一众百姓的佐证。
每年父亲祭日，守云都会来到那棵著名的焦桐树下。
这天，她一人静伫树下，一位耄耋老人的呢喃之语清晰传来：“焦书记可真是个好人哟，也不知他家的孩儿们现今都干啥哩，过得好不好？”
老者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对人发问。
守云突然就湿了眼眶。
不知道老者的姓名，和父亲曾经有过怎样的际遇，只知道父亲去世几十年，岁月一点都不曾淹没那些来自乡间的思念与挂牵！
这种魅力，这种力量，从父亲记录洪水流向的行行字迹中，从父亲治理风沙盐碱的声声话语里，从父亲访贫询苦嘘寒问暖的步步行程上，焕彩流芳，迸发光大，最终成就一种永恒。
这种魅力，这种力量，就像那棵闻名遐迩的焦桐，因为深深植根于脚下的这片土地，所以经风雨洗礼而愈发繁茂，历岁月磨砺而更加伟岸——魅力之源、力量之源就来自土地，来自人民！
寻寻觅觅，上下求索，焦家儿女们终于洞悉，父亲，这位精神卓越者卓越之所在。
家规复家训
在这个世界上，悲莫大于你最亲近的那个人和最亲近你的那个人先你而去！而且，这个人将他未竟的事业、将他再也无法兑现的承诺、将他全部的理想、希望、责任、义务毫无保留地托付于你，寄望于你！
1964年，32岁的徐俊雅，接过的正是这样一副担子！
徐俊雅寡言，她无法向人诉说失去亲爱伴侣的痛楚。那是怎样的心痛？从1950年和焦裕禄结婚，夫妻俩琴瑟相合，恩爱无间，共同养育着6个孩子。徐俊雅深爱着自己的丈夫，那是身材瘦削、多才多艺的人，那是细心体贴、无比深爱家庭的人，那是自己精神上的支柱——这支柱却在顷刻间轰然倒塌。
徐俊雅，1932年出生于开封尉氏县城关镇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为私塾先生。家里对爱女要求极高，于是徐俊雅识字学文，知书达理，并长于女红，做一手好绣工。
结婚成家后，始终站在焦裕禄身后的徐俊雅，性格内向，却又温柔贤良，在这个大家庭里，她总是坚定地支持丈夫的意见，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
孩子们记忆最深也最不愿回首的那一幕是，父亲去世后的最初几年，每逢除夕夜，母亲整夜都在包饺子，不许任何人帮她，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包。包好饺子，下好饺子，第一锅第一碗，端在父亲的遗像前，流泪，不语。第二天大年初一，别人家欢天喜地放鞭炮，母亲却蒙着被子在床上一人独处，一整天不吃不喝，不叫任何人打扰她。那是她和父亲独处的时间。
但徐俊雅是坚强的。她一边擦干泪水，一边把丈夫留下的担子勇敢地挑上肩头。
丈夫和她结婚仅14年，在兰考工作仅475天，但丈夫强大的精神和灵魂，早已在流逝的岁月中，深水静流般地融入了徐俊雅的生命中。
徐俊雅，是焦裕禄这条精神河流最不可缺失的传承者，正是徐俊雅的言传身教，让焦家兄妹完全融入了父亲博大的精神生命河流里。
徐俊雅永远都记得丈夫在临终前，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对她说的那句话：“你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徐俊雅从来都没有忘记丈夫的那一句嘱咐：“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
焦裕禄最后的遗言，徐俊雅记了一生。
徐俊雅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处世，应对一切变化、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就是丈夫老焦的这两句嘱咐：符合老焦两句话的事就做，不符合的说出个天来也不行！
徐俊雅告诫孩子们：你们做好了人家会说，看，这是焦裕禄的孩子；你们做不好，人家同样会指着你们脊梁骨说，看，那就是焦裕禄的孩子！
“焦裕禄的孩子，焦裕禄的家人，这个名号，我们全家要担当得起，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担当得起。我们大家都要记住，谁也不能辱没了你们父亲的名字！”徐俊雅一辈子含蓄内敛、话像金子般主贵，但这一段话，每一年的5月14日、焦家每一个大事关口，都会在孩子们的耳边响起。
徐俊雅不仅这样要求孩子们，而且身体力行做给孩子们看。
老焦不在了，留下6个孩子，两个老人。除了守凤上班外，其余5个孩子都小，加上自己的母亲和婆婆，一家9口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块钱工资和上级发的13元抚恤金维持，日子的艰辛可以想见。
家里孩子多，光衣服和鞋子就是一大笔开支。
“印象中，母亲和姥姥、奶奶一有空就坐在院子里纳鞋底做鞋。院子里的两棵树之间扯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总是挂着一对对上了桐油的鞋，单鞋、棉鞋，大号、小号，全是我们6个的。”
很多年之后，守凤依然能够清晰地描述出做鞋的场面和过程：
没有打“袼褙”的破布，徐俊雅就找收破烂的，几分钱买来一大捆旧铺衬。那一块块旧铺衬脏得都看不出本色，翻开来，上面还时不时地有成溜儿蠕动的虱子和不经意间跃出的跳蚤。
一回，看见母亲刚刚买回的旧铺衬实在太脏，守凤就用脚把它们踢到墙角落。
母亲看见了，瞥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
然而，就是这一瞥，叫守凤脸烫了；就是这一瞥，叫守凤多少年过去了，还总是忘不了。
自那以后，每做什么事，只要稍微觉出不妥当的，总会感觉到母亲不经意间的那一瞥。
守凤老大，又是女孩，那时总是和母亲厮跟着，把这些花花绿绿的铺衬拿到池塘边清洗：先把农药六六六粉撒上去，杀死虱子跳蚤，再打肥皂一遍遍清洗，最后晾干了拿回家。
材料简陋、粗鄙。但经了徐俊雅的手，做成的东西总是有着别样的效果、别样的美丽在里头。徐俊雅学过女红，她总是在给女儿做好的鞋面上绣上一朵好看的花儿。
守凤回忆说：“有时，弟弟们没衣服穿了，母亲就会把父亲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给弟弟们改衣穿。”
守凤亲眼看见过这样的情景：母亲拿着剪刀剪父亲穿过的旧衣服。一边咔嚓咔嚓地剪着，一边啪嗒啪嗒地落泪，一片衣裳没剪完，眼泪把衣片都湿透了！
守凤其实不是徐俊雅所生，但徐俊雅一直视为己出，焦裕禄走了，更是如此。所以，守凤忆起徐俊雅，总是一口一个“我妈”，间尔会用“母亲”借代，从来没听她说起过“继母”这个字眼。
“我妈要强。再难都不愿给人说，不愿让别人知道。”守凤回忆说，有人看见母亲领着一家老老少少过日子实在艰难，劝她：给组织提提，不管咋说，没多有少，组织总会照顾的。
母亲微笑着，摇摇头。
有人说：老焦有那么大的贡献，你张张嘴，什么困难不给你解决？
母亲脸一沉，不高兴了：打老焦的旗，向组织伸手，我对得起老焦？
后来，儿女们长大成人，在别处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徐俊雅却一直不愿离开这儿，不愿离开这日渐落寞的焦家小院。
这里是老焦永远的家。在这里，她能一早一晚到老焦的墓地上看一看。墓地离焦家小院很近，她走过去，走近墓地，丈夫小小的黑白照片，在墓碑上端无语地凝视她，她也无语地凝视他的眼睛。
徐俊雅可以告慰丈夫：生死一别几十年，为妻的所作所为，可以使丈夫安息……
199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兰考视察，了解到徐俊雅的情况后，他紧紧握着徐俊雅的手，动情地说：“这些年你不容易，不容易啊！”
闻听此语，一向刚强坚韧的徐俊雅，瞬间泪如雨下。
41年，徐俊雅该是寂寞的，一个知书达理、心思细腻的女子独自前行，心中充满怎样的感慨，无人能够彻底懂得。好几次，徐俊雅对孩子们说过同样的话：“要不是为了你们父亲的临终嘱托，我真想早些随他去。”
丈夫与妻子：一句重重的嘱托，一个无言的承诺!这嘱托，这承诺，应是支撑徐俊雅坚定地走路、顽强地生活的全部理由。
这个最与焦裕禄心心相印的人，这个承诺丈夫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红色接班人的妻子，继焦裕禄之后，用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为世人树立起了一个践行焦裕禄精神的楷模。
孩子们回忆，母亲不苟言笑，但一开口必是直入人心，“让人听了真疼”。大家都多少有些怕她，有时甚至心生幻想：父亲的魂灵难道真的依附在母亲身上了？要不，她怎么做起事来，越来越像父亲！
最小的儿子保刚该参加工作了，当时担任兰考县计委主任的徐俊雅固执地让儿子到汽车修理厂当临时工，其情其景，仿佛是当年焦裕禄让守凤去食品厂腌咸菜的翻版。修一天车下来，保刚浑身上下都是油污，满头满脸黑乎乎的，当娘的却也不心疼他。
兰考刚兴装电话时，儿子喜滋滋地也准备在家里装一个。徐俊雅劈头一盆冷水：“你装个电话，是不是打算在家遥控办公呢？一乡之长你不去实地调查，不走村串户，怎么能了解群众有啥想法？”
徐俊雅经常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看望。有次，儿子小心翼翼地试探母亲：妈，你有机会也叫领导关注关注我，给我多提提意见。
徐俊雅听了，盯着儿子的眼睛冷冷反问：“想让我给你要官儿？”
没等儿子反应过来，紧接着又是一句：“不够丢我的人。”
儿子连忙分辩，自己不是那意思。
徐俊雅到底没有给儿子好脸色，抛下一句话：“说话前想想，不是那意思，就别开口。”扭头走了。
徐俊雅生病住院，病还没好透，她就坚决要求出院，因为听医生说已经花了1万多元了。她说，怕再住下去，“该把兰考的医疗费用完了。”
甚至焦裕禄陵园几次翻修，她心里都不大赞同，嫌花国家的钱：“那就是个墓，有个纪念的地儿就行了，一次次翻修，老焦会不安心，我也不忍心。”
有人对她说：“时代变了。”
徐俊雅回答：“心不能变。”
她的心始终没变。她的心里有老焦，老焦是一面镜子；用这面镜子，徐俊雅照着自己也照着儿女们，不愿有一丝偏差。
2005年8月，徐俊雅去世。世事沧桑，变幻几多，但对于她，“老焦”分明陪伴在无边的生命里。
笃志且笃行
2009年4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兰考考察。在焦家小院，他问焦家的兄弟姐妹：“你们认为怎么宣传父亲好？”“你们为宣传父亲都做了些什么？”
焦家的兄弟姐妹们把习近平的话想了又想，掂量了又掂量。
他们知道，习近平问的不仅仅是关于父亲的宣传问题，他何尝不是在问，在继承传续父亲精神上我们做得好不好呢？
“我们知道我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我们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守云坦诚地回答：“在他身后，我们有责任维护他的形象。”
其实，焦裕禄的6个儿女，虽然笼罩在父亲的光环下，各种各样的目光有时让他们很不自在，但他们的人生准则却从未摇摆过。“父亲是父亲，我们是我们。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联系在一起，不该联系时则应分得很清楚。”守云的话斩钉截铁。
是的，正像守云说的那样，焦家六个儿女，在母亲徐俊雅的悉心哺育下，几十年如一日，一以贯之地遵循焦家的家规家训，在人生的道路上沿着父亲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从来不曾走歪，也从来没有掉队。
2013年的8月，一个异常炎热的夏日，我们走进了位于开封市中山北路附近的“老地委”大院。守凤一家就住在这里。
一条不足50公分宽的逼仄小路尽头，种着一棵核桃树、一棵石榴树和一棵香椿树。枝叶掩映处，是一座小小的院落，两间平房年月已久，木质房檐朽烂了一半。推开房门，与外面明晃晃的日光形成了鲜明对比，里面阴暗、潮湿、狭小，不足50平方米的空间又被简单隔成几个格子间。
自从成家以后，守凤就生活在这座小房子里：结婚、生子、退休……没有挪过窝。
“让你们见笑了，家里地方小，进不来人。听说很快就要拆迁了，拆迁就能换新房子了。”
守凤有些不好意思。
“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一次分房的机会？”记者纳闷地问。
守凤回答说：“退休前分过两次，我都没要，单位里比我更困难的人还有，人家几代人还住着一间房子呢。”
她停了停，又解释说：“我压根就没申请。咱要一申请，照顾这，照顾那，考虑这个因素、那个因素，肯定给咱了。可是，咱心里有数，房子就那么多，咱要了，比咱困难的就排不上了……”
守凤说的这个因素，那个因素，就是怕单位考虑她是焦裕禄的女儿，照顾她。
“不能向组织伸手要这要拿，更不能打着父亲的旗号为自己谋利益，这是父亲临终的嘱咐，也是母亲给我们订的家规。”说完，守凤淡淡一笑。
她站在自家小院的树荫下，花白短发，面色微黑，牙齿掉了好几颗。穿了件黑底黄花儿的短袖上衣，卡其色的裤子皱皱的，脚上一双方口布鞋。望过去，这就是开封城里一位毫不起眼的老太太。
退休前，守凤是开封市总工会的一名干部。她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因病于前年去世。提起这些，守凤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守凤的老伴是复旦大学理工科毕业生，在开封一家企业退休，退休金也不多。老两口的全部积蓄，这些年全都用在给儿子治病上了，守凤说，“差不多今年就可以还清债务了。”
兄弟姐妹中，守凤年龄最大，自然和父亲交流最多。“我最像他的地方就是倔。”守凤说着，又难得地笑了笑。
“父亲倔，我也倔。”因为工作的事，年轻的守凤曾经无法理解父亲的心意。“我倔劲一上来，回家故意不和他说话，不愿意搭理他。”
光阴荏苒，心结早已不再是心结。
现在一提起当年的话头，她总是说：“后悔死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短，我还使性子，那么不珍惜。”
是岁月的砥砺，让守凤渐渐理解了父亲，读懂了父亲。
她走进了父亲的精神世界，一点一滴向父亲靠拢：
她的大儿子生病前，就已下岗。大儿子去世后，大儿媳妇和小儿子又先后下岗。
大儿媳妇没工作，想让婆婆找人说说，被婆婆拒绝了。
二儿子下岗多年，想求母亲找找关系，被母亲挡回了。
守凤说得很平淡：“开封下岗的人多了去了，要都去找组织，找领导，领导有啥法儿？咱为啥就要去找呢？还是那句话，不能有特殊思想。”
谈到家里困难，说起孩子、儿媳、孙子如今还都得靠他们老两口贴补，她说：“过日子就这样，扛扛就过去了。”
她没有觉得日子特别苦。
与守凤守在开封不同，焦家的长子国庆、二女儿守云、三女儿守军后来相继参军入伍，展开了人生的另一番征程。
国庆来到沈阳军区，“一脚踏进‘董存瑞班’”。在农场劳动，国庆几次被100多公斤的粮食麻袋压翻在地，可还是咬着牙扛，“我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大家都在看我怎么克服‘自来红’的优越感呢”。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直干到副团长，国庆在总结自己的军旅生涯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给父亲丢人！”
转业回开封，国庆进入税务系统。“他工作起来兢兢业业，就是不会‘经营关系’，女儿大学毕业长期在家待业。”老伴儿埋怨国庆一点不留情面。
相较其他兄弟姐妹的不善言辞，守云天生爽朗高调，她自称是焦家的“发言人”：“我说的话最多，荣誉也都让我得了。”
从某种角度来看，守云是幸运的，她13岁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接见，20岁当选党的“十大”代表。
但事实上，守云早已挥别遮眼浮云，唯存内心一份安宁天空。
1978年，守云转业到郑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资料室，整天和报刊图书打交道，却乐在其中：“是块什么材料派个什么用场，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做好该做的事，不也是一种价值吗？”
守云多年节衣缩食供养儿子余音求学。儿子考取了中国音乐学院，工作后担任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助理，他唱响了《焦裕禄之歌》：“你携着春风，你带着春雨，你年年来到咱黄河边，你没有走，百姓心中留……”
守云退休后，专职于焦裕禄精神的研究工作。电视剧《焦裕禄》剧组找她当策划，她痛快地应允了；一些商家找她当顾问，她毫不客气地回绝了。“人家凭啥请我去？不就是让老爷子去撑门面吗？”对这些事情，守云想得明白，分得清楚：“父亲教育我们不能搞特殊，但做焦裕禄的孩子，又的确很‘特殊’——我们必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
从小深受父亲宠爱的“玲玲”，因为想甩掉娇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守军”。守军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一名通讯兵，因为无一差错地译电1.8万组，被部队授予三等功。至今，她仍是成都军区的一名文职干部，人如其名，执着“守军”。
守军的性格极像母亲，不喜欢说话，不愿被采访。她一再说：“作为焦裕禄的后代，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人们看在眼里。”
焦家最小的两个宝贝疙瘩都是男孩儿：跃进和保刚。“他们活得更拘束。”守云如此评价弟弟们的人生状态。
跃进从政，曾在乡里、县里、市里的很多部门“当家”，却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为官着实严谨。
保刚在省公安厅督察处工作，在今年因病去世。他在医院昏迷8个月，一直住在六七个人一间的普通病房，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世。直到一位在兰考工作过的老领导前去探病，实在看不过去，才找到院方，给保刚调了个好点的病房。老领导叹了口气，对医院的院长说：“他们家的人都这样。”
是的，焦家的孩子们都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父亲，才对得起那面旗帜！
焦家的儿女中，跃进最像父亲，不是长得像，而是他的人生轨迹与父亲有着太多的重合与交集：他也长期在兰考工作，他也被人称为“焦书记”。
父亲离开的时候，跃进还是一个不会流泪的孩子。父亲的模样，大都是从母亲和哥哥姐姐的描述中勾绘出来的。等到认字了，他就读父亲的故事，父亲仿佛是一部大书，怎么也读不完、读不够。
“跃进”，这个名字已然刻上了时代烙印；高中毕业，他又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你们是烈士家庭，哥哥姐姐又去参军了，你可以不下乡。”组织上提出要关照跃进。
跃进却和母亲不谋而合：“就因为是焦裕禄的儿子，咱更应该走在前头！”
1976年，跃进来到兰考县仪封乡代庄村一队下乡，任生产队长。
“生产队长每天要给社员派工，每次派工，最脏最累的活我都给自己留着。”跃进说。
知青返城，跃进也回到兰考：当过教师，任过团干，干过乡长，1987年3月被任命为东坝头乡党委书记。
临上任，母亲对他好一番叮咛：“东坝头的乡亲对你爸有特殊的感情，你要像你爸爸那样，扑下身子扎扎实实多为乡亲们办好事！”
东坝头，九曲黄河在这里画出入海前的最后一弯，也留下了当年兰考最大的风沙口。
1963年，焦裕禄带着“除三害”工作队，在这里查风口、锁沙丘，他顶风冒雨披衣而行的身影，让东坝头的群众永生难忘。
跃进到这里，半个月后，跑遍了全乡15个村，走进走出上百户农民的家。
两个冬春，他带领全乡干部群众大兴水利，硬是让“一亩地只能收一箩筐花生”的干沙地变成了水浇田，吃惯了返销粮的农民，欢天喜地成群结队去交公余粮。
也就是在东坝头乡，跃进第一次被人称呼“焦书记”。“乡亲们把对父亲的感情转移到了我身上。”那一刻，跃进脸红了。
那一刻，他树立了一个目标，要像父亲那样，“心里总是装着人民、装着群众”。
后来跃进当了县长，他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再忙，一年至少要走访一百家贫困户。他要求自己亲自到困难户家里走一走，看看他们锅里有没有饭，看看他们面缸里有没有面，看看他们床上的被褥暖不暖、身上的衣衫烂不烂。有一位老太太双目失明，生活无法自理，跃进就自己掏钱交给她的邻家，让邻家帮她安排日常生活。周围群众背地里说跃进：“他还真像咱们的老焦书记！”
他当县长，群众总喜欢直接找他反映问题，跃进只要在，就要亲自接待。有时逢到吃饭点上，他还自掏腰包管来访者吃顿便饭。于是找他的群众便越来越多。有人劝他，这样下去，啥事都来找你，你吃得消？跃进说：“群众跑几十里路过来找咱，肯定是遇上解决不了的难事了，咱要见都不见一面，人家肯定会说，当年你父亲可不是这样！你说，我咋回答他们？”
2000年11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焦裕禄的儿子、杞县县长焦跃进京城卖大蒜”的新闻。
杞县大蒜，个大皮白，就像当年的兰考泡桐一样出名。可惜“蒜香也怕巷子深”，杞县大蒜就是和市场“见不着面”。
“我上任杞县县长的第一年，仓库里的大蒜堆积如山，谁看见谁心疼！”跃进的犟劲上来了，下决心用大蒜来撑起农民的钱袋子。
跃进对着摄像机镜头说：“父亲的任务是帮老百姓治穷，我的任务是帮他们致富。”
跃进在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街头“摆摊卖蒜”。面带憨厚的跃进举起大蒜一声吆喝，惊动了不少北京市民。
不少老太太一大早就赶来，买大蒜倒在其次，主要想看看焦裕禄的儿子长什么样。
由此，跃进的照片上了国内各大报纸的要闻版。
当年，父亲在兰考的留影，都会有另一个主角——泡桐；如今，儿子在北京的定格，亦有另一个主角——大蒜。
由此，跃进收获了“大蒜县长”的绰号。
这个绰号“听起来无比亲切”，跃进喜欢。
焦裕禄的儿子卖大蒜，如此“名人效应”，足以让杞县大蒜人气急升。于是乎，各地的订单雪片般飞来，杞县满仓库的大蒜没几天就清空了。跃进又顺势叫响了“大蒜兴县”，迅速扩大种植面积，使杞县一跃成为全国大蒜第二大生产出口基地县。
对于沾父亲的光，跃进每一刻都保持着清醒和冷静：利用父亲的影响，为群众办好事，怎么做都可以；打着父亲的旗号，给自己谋私利，一点点也不行！
跃进说，父亲对他来说，既是财富，又是压力：“如果我在工作中有懈怠、有过失，如果我请客送礼、跑官要官，群众就会说：焦裕禄的儿子怎么怎么。我就会给父亲抹黑。”
跃进如今的职务是开封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兼任开封新区工委书记。他给人的一个印象是：严肃认真，大小事没人敢在他这里玩虚的。
对此，跃进解释为：“我在基层时间长，与农民接触得多，农村的事情非常熟悉，工作上有什么弯弯绕，谁都瞒不过我。”
但是，普通群众不怕他，基层的、一线的人有事儿都愿意来找他。
对此，跃进很欣然：“群众能找你，就是信任你，对你抱有很大希望。有时，甚至只是说上几句暖心的话，问题就解决了。再说，共产党人，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天经地义就是群众的服务员。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慢待群众，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不竭尽全力为群众真诚服务。”
跃进的办公室里，摆着父亲的照片，还有一尊父亲的铜像，静静地站在书柜里。很多个夜深人静之时，跃进愿意独自呆在办公室里，聆听父亲的声音。他能够听到父亲那一声声轰鸣的山东口音：“我是人民的儿子！”
——父亲的声音永远响亮而坚定。
1964年，在焦裕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把大女儿守凤叫到病床前，将自己戴的一块旧手表和一支钢笔交给守凤，他说：我也没啥好留给你们的了……
但是，他给孩子们留下了这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让他的孩子们拥有了一个精神充实的心灵世界。（记者 朱夏炎 史家轩 王映 樊霞 2013年08月19日 来源： 河南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