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浓浓亲情中成长

汝阳县委统战部  丁丽

“不管环境怎么复杂，认准方向，就不会迷路。”“非典”流行那年，我陪父亲到西安求医问药，游大雁塔时，天色近黑，下着蒙蒙细雨，我害怕迷路，父亲对我说了这番话。在大雁塔下留影时，父亲读了上面《雁塔题名》的典故，叹惋：“当年多读书少顽皮就好了。”

我陪着父亲缓缓走在雨丝里，一位四、五岁的小男孩摔倒在地，伞甩出好远，而他的年轻母亲不停地申斥着，父亲上前扶起孩子，把伞放他手里。他始终这样乐于助人。

第二年端午，父亲便病故了，但他留下的话，十余年来一直留铭刻在我的心里。

我从小喜爱读书，也是受父母的影响。

我三岁之前，母亲教书的校舍就在隔壁人家闲置的院里，母亲常常把我带在身边，在书声与文字中度过懵懂的幼年，童年与小伙伴的游戏常常是扮老师讲课。

外公家在旧时代是富家大户，家道中落，外公早逝，外婆不认得字，但一直支持母亲读书。小时候外婆哄我入睡唱的歌便是：“月亮地，明晃晃，打开后门洗衣裳，洗得净，捶得光，打发哥哥上学堂，读《四书》，做文章，红旗插到咱门上……”

母亲当年的愿望是当老师或者做医生，但是，她在招生老师的宣传下，报了煤炭地质大学，上了一年后，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缀学回县城东街，参加过县地质队，地质队很快解散，又在东街小学教书，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学校，做老师和医生的梦想，都没有实现。但是她不畏苦难，劳动之余常代邻里写书信，为生产队做会计，办扫盲班，开会时读报纸，铺导我和妹妹的功课。她常给我们读连环画和故事书，教导我们好好学习，将来要考大学。记得她带着女社员们晒麦子的那个傍晚，我向她请教生字，她给了我一块钱，让我去县城唯一的新华书店买一本字典，那时我才六、七岁，随手翻字典的认真习惯，便是那时养成的。

父亲是城北一个贫穷村子里生长的，他很幸运地进过学堂，因而后来参加了学习班，做了工人，有了离开村子的机会。父亲对我们姐妹三个爱如珍宝，从来没有世俗的重男轻女。他喜欢打排鼓，把我架在脖子上，擂鼓拍镲。他架着我跑十几里地去赶公演的电影，还舍得花一毛大洋带我奢侈地进露天影院看新电影；他架着我去看戏，在后台看演员化妆打趣；他架着我去文化馆看画画，去俱乐部看打蓝球，去图书馆借书。晚饭后，在家中唯一的昏黄灯泡下，母亲做着手工，他们的主要谈资就是书中的情节，所以在我半读半猜能读下来这些书时，便也读了，当时不知道这些会潜移默化地培养我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但我本能地知道读书是一种很高雅的爱好，是父母推崇的，我便喜欢读书，胜过其他娱乐。

相对于慈爱的父亲，母亲对我们姐妹很严厉，第一次打我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星期天到邻居家做作业，邻家姐姐说我写字不好又慢，要帮我写，我看她写得比我好，就让她帮写了。自己很得意地跑回家去拿给母亲看，满心要得表扬，却不料母亲愤怒地挥手一耳光，还将本子摔我身上：“这是你写的么？还没学会说话，就学会说谎了？！”一边说，一边撕了那几张，让我自己重新写。我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一边哭着一边写完，委屈得不吃午饭。母亲等我不抽噎了，才把饭端到我面前，耐心地给我讲诚实为人的道理。在我求学之年，虽然因为贪玩时而误些学业，但始终不敢放弃，最后如母亲所愿大学毕业，做了一名教师。

母亲是外婆四十余岁时领养的独生女，母亲十八岁时，外公就因病去世，留下债务和空空如也的家，母亲始终对小脚多病的外婆不离不弃，孝敬有加。父亲在葬了我爷爷奶奶和大伯之后，已到三十三岁大龄，入赘后，他始终将外婆当做自己的亲妈，每月的工资都尽数交给老人。一家人的心都凝聚在一处，孝老爱幼。在浓浓亲情里长大的我，也始终以孝敬老人，关爱姊妹为美德，直直的心眼里见不得“真善美”之外的事物。

我的写作开始于上文学网站阅读受到激发，也源于缅怀父亲，写文章借以渲泻情绪。我自己也没料到厚积薄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十年来，写作之路，曲曲折折，有无限风光也有深壑险峰，同行过一段的人不少，来的来，走的走，我因为对文学深深的热爱和韧性，一直坚持下来。十年，工作之余，写作一百多万字，作品发表在三十多种正规报刊杂志，已出版诗集《桃花心情》，散文集《绮梦如茵》，小小说集《梅花玉》《指尖花开》《花儿努力在开放》《烟花三月》，短篇小说集《操场边，那树合欢花》，参与多种志书的编撰工作。

我的妹妹也喜欢文艺，通过气象播音员招考进了气象局，后来一直做着办公室工作。我的儿子在我的影响下学习环境艺术设计，渐渐地也展露出写作才能，他的以人为善、谦和却自尊便是幼年时跟着外公朝夕相处，浓浓亲情中，耳濡目染习得的。

感谢父母，感谢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