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办公室   刘红军

如果父亲还在，今年应该是六十八岁了。

父亲几乎一辈子生活在豫东农村，他年轻时聪明勤奋，性情随和，很受乡邻喜爱，很小年纪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心灵手巧。据奶奶讲，父亲初中毕业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十四五岁，他自己已经学会了看简谱、拉二胡、吹横笛。晚上村里的剧团排练，父亲也常常是业余伴奏。他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念初中时候就是每年乡邻春联的主笔。父亲还会打乒乓球，代表公社去县里参加过乒乓球比赛。文革兴起的时候，年纪轻轻的父亲，已经是公社里“二七兵团造反司令部”秘书，专攻大字报，后来其部在文攻武斗中败落，父亲投靠亲戚到青海教书一年多，1969年返乡与母亲成婚。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已经分到了责任田。母亲是普通的农村妇女，虽身材娇小，但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日夜在家里或地里操劳。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从赤脚医生转行成兽医的，但据我听说，父亲学医也是很勤奋的，针灸也是自学的，都是在自己身上体验摸索。那时候父亲是乡里兽医站的副站长，骑着自行车，成天带了药箱走街串巷被请来请去医治猪羊。父亲的医术已经相当高明了，可以在猪圈或马厩里做猪马牛羊等常见家畜的剖腹产手术。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年秋后，邻村有头牛难产，牛主人半夜请父亲去，掏出两头小牛，一胎两头，这是非常稀奇的，母牛小牛也都平安无恙。牛主人非常感激，请了一场电影在我家门前街上放映，片名好像是《人欢马叫》。

如果说物质条件的极端匮乏迫使父亲不得不学会更多的生活甚至是求生本领的话，那么在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造诣就特别令我难以理解，那可是个连饭也吃不饱的年代，他可是个农村青年。还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卧室的东墙上，有一副《毛泽东去安源》的油画，那是父亲画的。爷爷奶奶的堂屋里，有一张祖奶奶的黑白画像，十分传神，也是父亲画的。以前妇女绣花，都是要画底样儿的，有不少媳妇儿和闺女，便求父亲画底样儿，一般是花鸟鱼虫，非常生动喜庆。父亲还是织网打鱼的好手，闲暇时还可以捕鱼赚钱。父亲还是出名的猎手，常常风高月黑的夜里出去打野兔，弥补了全家肉食的不足。他还是出色的庄稼把式，摇耧撒种，编筐窝篓，样样在行。印象较深的是，父亲爱养蝈蝈，每到秋天，屋檐下会挂好多精美的拳头大小的蝈蝈笼子，都是父亲用高粱杆篾子编的。我们会摘了红辣椒喂蝈蝈，蝈蝈吃了会不停地叫。父亲还是熟练的泥瓦匠，若能有空帮亲戚邻居建房，也必定是做技术含量最高的工作，譬如砌墙角、接瓦等。父亲有那么多劳动的技能，我觉得应该是归功于他的心智和用功。

父亲酒量不大，但很爱热闹，常常组织亲戚邻居在家划拳喝酒，喝很少便需要睡觉。父亲几乎从不责罚打骂我们姐弟，但不怒而威，从不敢与他顶嘴。对我们的学习，好像也不怎么关心，但在我上学前，父亲教我背会了几乎全部的毛主席诗词。

我父母都很精明勤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家就已经是村里很少的“万元户”之一了。遗憾的是，父亲壮年遭病魔缠身，家道中落。2008年，我当兵在汶川抗震救灾期间，父亲也在弥留之际。他已卧病榻一年有余，廋骨嶙峋，气若游丝。看到电视里那么多穿迷彩服军人忙碌在救灾一线，他总告诉身边人，说这个像我，那个也像我，他在对我的担忧中撒手人寰，与我竟成永诀。

我们个体的生命在时代洪流中非常渺小，人生之舟无不受时代左右。我常想，若父亲年轻时生活在我所生活的时代，以他的天赋和勤奋，会取得多少不俗的成就。我若有父亲天赋十之一二，怎会如此碌碌无为；若有父亲勤奋之十之一二，又怎会如此落魄。

思念父亲，如寒夜饮冰水。